台灣從去年底武漢出現新冠肺炎患者時起，就採取了限制來自武漢的旅遊措施，隔離高危人群遊客，構建政府主導的穩定口罩供應體係等，比其他國家和地區先行一步。不僅迅速開展行政，還引進了尖端技術。

 

 

台灣行政院今年1月初為了消滅新冠病毒，成立了由IT專家組成的特別工作組，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在防疫、居家隔離、診療、用藥等流程中加以應用，就是其中代表性的事例。

 

總確診人數為494人（包括475名治癒者）、死亡7人，台灣處於最低水平的發病趨勢，就像韓國的「K防疫」一樣，以「台灣模式（Taiwan Model）」的名義向世界宣傳著防疫政策。

 

並駕齊驅的「K防疫」和「台灣模式」的狀況最近變得截然不同。因為韓國由於新冠疫情的再次擴散，甚至必須為面臨近乎封城水平的社交距離而煩惱。

 

「台灣模式」還利用了中美關係惡化的機會，成為拉動國力增長的動力。上個月，作為美台斷交以來美國政府最高級別人士訪問台灣的美國衛生部部長甚至盛讚說：「全世界都應該分享台灣的頂級醫療知識。」

 

韓國和台灣在地理上與中國相近，而且今年1月首次出現了確診病例，因此動員所有國力展開了防疫行動。在疫情大流行中成功防疫​​的自豪感也彼此類似。但是8個月後的今天，國土面積為韓國的36%，人口相當於韓國46%的台灣的新冠病毒確診人數只有韓國的2.3%，死亡人數為韓國的2%。

 

這也從側面證明了台灣模式是勝者。被判定失敗的「K防疫」，現在需要徹底研究和分析「台灣模式」並加以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