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模式近來受到許多國家注意,一些國家也希望以台灣作為參考對象,了解台灣如何有效防止疫情擴散。對此,台灣數碼部長唐鳳說,台灣防疫成功的重要元素是信任,人民與政府彼此信任,防疫政策才能夠有效執行。

 

大西洋理事會執行副總裁威爾森(Damon Wilson)指出,台灣的成功故事遠遠超過它在公共衛生方面的經驗。「當世界上一些權威體制錯誤地將美國和歐洲爆發的疫情當作民主制度的根本弱點之際,台灣示範了民主體制如何運用它的核心力量,包括透明化和公共信任來提供國際援助,並且與美國及其民主同盟協調有效的全球反應。」

 

從台灣的防疫過程,唐鳳說,她得到兩個非常重要的結論:第一是公民社會信任政府的程度,足以讓他們敢在公共論壇上談論可能有傳染病暴發的事情;第二是政府信任人民的程度,讓他們能夠認真看待這個警告,把它視為是SARS再次發生,這是自2003年之後大家都在戒備的。她認為政府與公民社會之所以能夠彼此信任,和台灣是一個開放社會有極大關聯。

 

對於《外交政策》雜誌作家麥金農(Amy Mackinnon)問到,在防疫中極為重要的隔離措施,例如電子圍籬(digital fense)可能涉及監控和人民隱私的問題,台灣人民是否對此有所擔憂?唐鳳的答覆是:「這的確是監控,且侵犯到人民的隱私,但只限於隔離的14天期間內。」

 

不過唐鳳也解釋說,由於在SARS期間台灣醫院曾經被隔離,台灣憲法法庭對此有過裁決,認定這種做法並不違憲,不過也建議能再加以改善,例如在實施隔離時有固定的限期和範圍,並儘量減少對人身自由的限制,因此對於中央流行疫情的隔離措施,有超過九成的民眾表示可以接受。

 

儘管台灣抗擊疫情的做法得到91%民眾的支持,但唐鳳說,她沒有忘記還有9%的人並不接受政府的隔離措施,雖然比起其他生活在嚴格的禁足令或居家令之下的人民來說,台灣民眾已經相對非常幸運,因為那些人失去更多的隱私和社會自由,即便如此,她還是要感謝這些不接受政府防疫措施的民眾。

 

「他們讓我們保持誠實,他們要求我們對所有採取的作為負責,因為我們是在正常法律規範下這麼做,並不是因為緊急法律才實施這些措施,所以我要感謝這9%的人,他們讓我們保持誠實並負起責任。」唐鳳說。